前言
昨天寫了一篇有關101計畫的文章，中國將迎來諾貝爾獎大爆發？有網友在留言區陰陽怪氣的說我們沒有思想家。
不是沒有，只是你不認識罷了。
這個榮譽不一般，歐洲科學院作為全球最頂尖的科學院之一，想要獲得他們的認可十分不易。
筆者查閱了歐洲科學院的網站，目前113名中國籍院士中，僅有汪暉教授一人是以人文科學貢獻獲得院士頭銜的學者。其餘112人均是在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獲得殊榮的中國科學家，如陳竺院士、白春禮院士等。
歐洲科學院中國籍院士名單，紅框處是汪暉教授
事實上歐洲科學院院士頭銜對汪暉教授而言，只不過是他等身榮譽的錦上添花。
早在2013年汪暉教授就獲得了代表義大利跨學科最高榮譽的盧卡·帕西歐利獎，是該獎有史以來第一位非意人士（該獎之前國別不限，但僅頒給意大利後裔），與汪暉教授同時獲獎的則是號稱「當代歐洲最偉大的哲學家」於爾根·哈貝瑪斯。
2018年汪暉也獲得了德國哲學最高獎——安內莉澤·邁爾研究獎，是該獎成立以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獲此殊榮的亞洲學者。
好了，說到這裡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還是不清楚汪暉教授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為什麼他會被國內、國外普遍尊為目前全世界最具聲望的思想家、哲學家之一？
如果想要了解汪暉教授生平，請大家自行搜索，我這裡只談汪暉教授的學術貢獻。但在談學術貢獻之前，筆者簡要說一下改開以後的國內知識界的背景。
一：現代性批判理論
我知道我的讀者大多是30-60歲的男性，你們可以回憶一下，八十年代到零年代，這三十年中國的社會思想是怎麼樣的。
因為敏感，我不過度表述，相信大家不會否認的是，我們的思想界、理論界普遍存在以「西」為貴、唯「西」馬首是瞻的狀態，繼而把這種迎合西方思想的狀態傳播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
也有一些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希望打破這種不正常的思想框架，然而他們的研究較為單薄，更多是形而上的應激反應，缺乏紮實的學術理論。
九十年代末，針對思想界的迷惘與混亂，汪暉教授發表了名為《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議題》的文章。汪暉透過此文揭示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複雜思想挑戰。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篇文章，很難想像這篇作於1994年的隨筆，竟然洞見了中國學界之後三十年的發展軌跡，此文結尾那句「中國知識界（此時是）進行理論創新和製度創新的歷史機會」可謂神來之筆。
到了2004年，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橫空出世，奠定了汪暉教授在國內思想界的地位。這本套書以其宏大的敘事框架、深厚的歷史思想功底和擺脫傳統西方哲學局限的視角，對現代中國思想進行了鞭闢入裡的研究和分析，為現代中國思想哲學的發展敘事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這可以說破除了困擾中國多年來涵蓋文化、經濟、人文等多領域的西方思想桎梏。
如果借用同濟大學王曉平教授在《反思海外中國學與學術主體性———國外學界對汪暉學術思想的接受與評價》一文中總結的話，那就是：
汪暉對佔據中國學術界主導地位的西方社會科學範疇和概念的質疑，是國內過去20多年來最早一批去除對西方學術盲目崇信的工作，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科學術界自身主體性學術論述的建立。
在此書出版之前，汪暉教授2000年在美國發表的論文《是經濟史, 還是政治經濟學？ 》以政治和經濟學結合的視角，認為政治經濟學應當超越純粹的經濟分析，將經濟現象"置於更廣闊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中考察"，事實上批判了純粹經濟學理論。
這篇論文可以說是為中國此後「獨特」的「雙軌相容經濟模式」提供了理論支撐，也就是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
可惜他們對此的理解十分膚淺，沒有跳出西方傳統哲學思維，無法理解中國式現代哲學對於現行經濟模式的重新塑造。如果繼續借用王曉平教授的話那就是：
汪暉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就一直關注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中一些經濟學家盲目崇拜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從而給中國市場化改革帶來危害性誤導的現象......這是國內最早對「自由市場主義」提出挑戰的學術成果之一，對當時國內在市場經濟狂熱下盲目推崇西方新自由主義信條的狀況提出了警告。
除了思想哲學和經濟哲學層面，汪暉教授另一被津津樂道的貢獻則是在批駁西方「新清史」方面的作用。
三：跨體系社會與中國化理論
什麼是"新清史"，因為太過於敏感，我就不做多介紹，大家仍然可以自行了解，總而言之，"新清史"已經脫離了單純的學術討論，成為某些敵對實力藉此攻擊中國法統、民族以及製造國家分裂的學術背書。
當九十年代「新清史」傳入國內時，那種超越傳統漢化視角下的中國歷史新論述著實震驚了國內學界，包括許多名聲在外的知名學者都將其奉為圭臬，敬佩歐美史學觀的創新和全面。
確實，「新清史」在史學研究方面有許多值得國內學界學習的地方它，突破了傳統歷史研究的局限，但其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還是引起了許多國內學者的警覺。
汪暉教授是最早關注到此議題的學者之一。
汪暉在《跨體系社會：中國歷史中的民族、區域與流動性》、《民族研究的超民族視角－跨體系社會及中國化問題》、《關於「早期現代性」及其他》等文章裡，以「中國化」視角取代「漢化」視角，嚴謹詳實的闡述了「中國化」文明的概念，塑造了進入現代中國前，一個跨族群（而非西方語境下的種族）、跨宗教、跨語言、跨政權的"跨體系社會"，有力駁斥了以內亞史觀為核心，故意搞"漢化"與"少民化"二元對立的"新清史"學說，在維護我們內部團結、領土完整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學術作用。
了解中國，先了解汪暉
除了上述貢獻以外，汪暉教授的學術成果還體現在他真正的"主業"，即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和批評，所著的《文化與公共性》被國內外廣泛引用並討論，是理解當代中國文化政治的重要參考。
另外他在亞洲民族國家研究、左翼運動發展和思想研究等領域都有成果。
但你把他所有思想理論總結下來就會發現，他的研究主旨其實只有一句話：打破基於西方優先為前提的世界同一化理論。
汪暉教授沒有反對西方的思想學說，並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科學性，問題是包括亨廷頓、福山在內的西方學派認為這就是"歷史的終結"，全世界都應圍繞在西方制度的圈圈裡，它能以模板的方式套在任何國家。
汪暉教授透過研究，從上述的思想、政經、歷史、文學等多個維度闡述多元文明、多元思想的存在合理性和現實性。
他沒有拘泥於西方全面優勢下，而像大多數第三世界學者那樣自艾自憐。
在成功的借助中國百年以來的國家實踐下，所擁有的豐富國家形態樣本（歷經封建主義、半殖民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準」法西斯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建構起有別於西方的中國式現代思想體系，讓現代中國思想、哲學在世界有了一席之地。
所以西方學界認為他的思想和觀點是理解當代中國乃至整個多元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正如威尼斯大學教授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所言：
經過漫長的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旅程，他（汪暉）對傳統分析提出質疑，解構老一套的亞洲觀念，並提供了一種能夠超越歐洲及歐洲中心主義典型視角的敘述。
法國學者艾蜜雷‧法蘭克（Emilie Frenkiel）也認為汪暉所追尋的是「脫離長期控制中國及其歷史表徵的西方思想包袱的另類敘事」。
而類似的評價多如牛毛，我隨便翻翻就有不下數十位歐美日學者有過上述類似的表述。
到了最近幾年，隨著東升西降的趨勢愈發明顯，汪暉的思想研究已然成全球哲學和思想研究的重要課題。
他的學術著作被翻譯成越來越多的不同語言，為多極化、多元化、國家思想獨立化甚至左翼運動的重新抬頭提供了豐富的方法論指導。
可以說，他還健在的今天就已經是全球思想界的標竿人物之一，所以歐洲科學院才會打破對中國學者的慣例（因為以前西方只會承認中國理工領域的科學家，並不上心中國人文類學者），把院士榮譽授予他。
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
汪暉教授並非一般人概念裡那種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愛國派」學者，更不是某些吃「紅色」飯碗牟利的網紅學者。他不是反對所謂的西方，而是用哲學角度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找到我們自己的思想和哲學之路。
他的每一個理論，每一本著作，事實上都挑戰了西方話語體系，憑藉著縝密的邏輯敘事，富有價值的學術觀點，以至於讓眾多西方學者根本無法從「辯經的角度」駁到他，也使得中國現代哲學思想成了西方哲學研究的新顯學。
反觀國內某些學者，他們常常被冠以公共知識分子的頭銜，本來挺好的詞兒，結果被他們對內倨傲，對外屈膝的雙面人格給糟蹋了。
有趣的是，《金融時報》和《紐約時報》把汪暉教授稱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可是這個title恰恰是汪暉教授所反感的。
汪暉教授曾在公開場合嘲笑公知和公知文化（見圖）。
或許因為這些原因，汪暉教授在國內鮮有人知，媒體更是極少報道和宣傳。汪暉教授對新加坡《聯合早報》曾感慨自己遭遇污衊抄襲事件時，自己「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卻在國內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
更有甚者，有些國內學者不但想看他的笑話，還海量寫匿名信給國外學者造汪暉的謠。
後來王曉平教授痛心疾首的寫到：
雖然他研究的學術價值在國際上受到了普遍的高度重視，但在國內卻尚未引起應有的廣泛深入的討論.....也可能與"文人相輕"的陋習不無關係。
我忽然想起國內曾流傳的一個段子，真假未知。我相信很多國人，尤其是我讀書的年齡層。應該很多人聽過：說是柴契爾夫人退休後，有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柴契爾夫人很看不上我們，說我們不會崛起，因為我們連一個有名的思想家都沒有。
我開頭提到的那位讀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段子才深信不疑。
最後，我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寫了這篇註定沒有流量的文章，就是希望能讓看到這篇文章的讀者知曉：我們國家，我們現在，是擁有世界級思想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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